第三次昆明授课结束后,我决定去拜谒玉龙雪山。玉龙雪山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终年积雪,山顶上寒冷得让人窒息,窒息得让人寒冷。我参加的是由当地旅行社根据电话报名临时组建起来的一日旅游团,当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从玉龙雪山上下来的时候,已是薄暮时分。在导游的率领下,大家匆匆赶往最后一个景点,东巴万神园。

东巴系指云南、四川、西藏交界处众多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宗教文化显得很庞杂。人们信奉泛神主义,飞禽、走兽、山石、树木均为神祉。东巴万神园系当地人祖先的陵寝,园内使用色泽黝黑的石料塑有神像无数,大都千奇百怪、面目狰狞,令人惊悚。就在我们结束游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说是当地的活佛要与我们见面。我们被引进一间佛堂,在一排排长条木凳上坐好,静候活佛莅临。大家的心情既惊讶又兴奋,因为,世俗之人能够面见活佛毕竟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大约过了半盏茶的功夫,一位头戴红色毗卢帽、身披大红袈裟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活佛,在两位年长僧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活佛面色白皙,无胡须,说话的声音非常尖细,语速很快,幸好发音还算标准,不难听懂。

活佛首先告诉我们,万神园通常是不对外开放的。因为现在正举办一个特殊的宗教活动,为十年前亡于瑞丽古城大地震的生灵祈福消灾,所以才接待旅游者。他目前正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宗教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是专程请假回来参加这次活动的。这次活动明天结束,他也将赶回北京。考虑到我们二十多人是这次活动期间最后的一批来访者,一定与万神园以及他本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缘分,因此他临时决定与我们见上一面。

活佛似乎很能理解俗人的心理,马上对我们说:“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这位活佛是如何产生的,其实这与东巴地区选拔宗教领袖,或者说选拔精神领袖的制度有关。我们这里的宗教领袖分成三个等级,第三级也就是最低一级的选拔采用修炼制。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无论拥有多少财产,只要能够经得住艰苦修炼的考验,就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领袖。修炼之处就在大家已经参观过的神仙洞。”

我们刚刚参观过万神园后山崖下的神仙洞。从外部看,洞口仅有半尺高,一尺半宽,还往外淌着水,不把自己的身体事先就苦熬得精瘦,根本无法钻进去。

活佛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能够在神仙洞内坚持不间断地修炼三百六十五天,即算获得成功。不过,洞内潮湿狭窄,蚊虫蛇蝎侵扰不断。而且人一入洞,大部份洞口即被封住,仅留有可供亲人每日递送食物的一个小口。很多人会因生病、饥饿、恐惧、绝望而半途而废,甚至夭折,最后取得成功的人很少。但是,这种制度给予所有处于底层的人们以某种希望。”

“宗教领袖的第二个等级的选拔采用赎买制。往往是土司、官宦等有钱人家的后代,花大价钱购买宗教职位。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担当人们的精神领袖。这项活动实际上带有某种拍卖的性质,可以为寺院筹集到一大笔善款。宗教领袖的最高等级也就是活佛的选拔,则采用转世制。前一任活佛在临死前,都将以遗嘱的方式记述下他将投胎转世的地点、家庭,以及转世灵童在精神与肉体方面所具有的特征。人们将严格依据前任活佛的遗嘱寻找转世灵童。因此,有的时候可能同时找到多个合乎条件的人,这时便需要作进一步的甄别;有的时候则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也找不到一个。我就是前任活佛圆寂三十多年后,才在四川西部被找到的。因为前任活佛在遗嘱中说,转世灵童背生七子,也就是后背上长有状如北斗七星的七颗痦子。”

我坐在下面不禁想到,他们的宗教领袖的选拔制度,倒比中国的官僚制度还要公开、公正、公平些。而且,如果方便,活佛向我们展示一下他后背上的北斗七星才好。真的背生七子,成为活佛也算称职了。不过,我的遐想很快就被活佛尖细的声音打断了:

“下面,我想要与各位谈谈人生的三大福祉。我这里谈的人生福祉,并非指升官、发财、性爱等世俗欲念的满足。那些都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的。”讲到这里,活佛突然把话头一顿,双目圆睁,用手指着坐在最后一排的我说:“这位先生,前世善行,修得今世人生的第一大福祉,那就是平安。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外,他自己与他的亲人们都会享有平安。你们出门旅行,不认为平安是最为重要的吗?!”

一时间,大家都转过身来,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不仅使我既有些惶惑又略感自豪。能够让活佛从众人中认出并加以肯定,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这时候,活佛又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位男士与一位女士说:“他(她)们则修得了人生的第二大福祉,那就是健康。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亲人们都不会患上重大疾病,这难道不也是人生的福分吗?”这时候,人们立刻又把目光转向了他(她)们,安静地等待着聆听人生的第三大福祉,并虔诚地希望自己也能够被活佛所指认。遗憾的是,活佛没有再指认任何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第三大福祉,乃是健全。现在,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不健全的。他们或者先天得了麻痹症、痴呆症或者自闭症,或者后天遭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例如,遭遇地震或者车祸,而成为残疾人。我们不难设想,家庭中出现一位这样或者那样不健全的人,将会给亲人们带来多大的痛苦。由于食品、药品的不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车祸泛滥,中国不健全的人所占的比例,正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在这里,我真诚地为各位祈福,愿各位都能够享有人生的三大福祉……。”

得到活佛的祝福,大家很兴奋,离开时都捐助了一些香火钱。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我都会浮想联翩,想得最多的问题竟然是,我真的修得了人生的第一大福祉么?我这样想得次数多了,居然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两件“小事”。

当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一次在大街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刺耳的刹车声,随后发现一辆大客车紧贴着我的身旁呼啸而过,在前面不远处猛地停住。只见驾驶室的门大敞四开,司机气急败坏地跳下车来跑到我跟前高声问道,碰到没有?碰到没有?原来大客车在快速行进的过程中,驾驶室的门突然自行打开,司机刹车不及,大客车从我的身边冲了过去,他以为我一定被车门刮伤了。司机吓得满脸煞白,我却对一切都茫然不觉。我走上前去与车门比了比,发现打开的车门的确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为什么我毫发无损,谁也无法解释。最后,司机跳上车时对我高声叫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

我想,大难临头的时候,我竟毫无察觉,在懵懂中逢凶化吉,这难道还不算享有平安吗?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我未满十六岁的那一年。当初我的父亲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由于给局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羁押在北京庆湖农场接受劳动教养。数年后,母亲带着子女们被赶出北京,搬回了千里之外的北方老家。暑假期间,我与母亲去北京看望身陷囹圄的父亲。那天下午,当我们从庆湖农场赶到北京站打算乘火车回家时,却沮丧地发现,买回程车票的钱不够了。可能出门时钱带少了,也可能为父亲买补品钱花多了,或者可能原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母亲一下子失去了主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她反复思考,是否可以向哪一位在京的老同事求助,最后绝望地放弃了。父亲出事以后,人们立刻与我们家划清了界限,如今去找谁,恐怕都是自讨没趣。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非常冷静。我对母亲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北京,因为在北京多呆一天,我们手中的钱就会减少一成。我把所有的钱仔细清点后,发现仅能购买一张距离目的地还差两站的火车票。我把火车票交给母亲,自己又买了一张站台票,装作送站的样子,与母亲一起登上了返乡的列车。我把母亲与包裹安顿好之后,就远远地避开了。我知道,母亲在大部分旅途中都是平安的,只要挨过最后两站,就只剩下到站后如何设法出站的问题了。我则必须逃票。

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我都没有逃过票。在我看来,逃票不仅是违法乱纪,更重要的是,逃票被捉住后当众所遭受的羞辱,是我根本无法承受的,毕竟,“士可杀而不可辱啊”。可是当时,我们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去铤而走险,已经别无选择了。要知道,在那个严刑峻法的年代,逃票者被捉住后,很可能被赶下火车,交送当地公安局处置,或者押送至终点站后再交给铁路公安局处理。说老实话,当时我并没有过多考虑自己一旦被捉住后会落得怎样的下场,我只想离母亲远一些,再远一些。因为我离母亲越远,她受到牵连的可能性就越小。

将近一夜的旅程,似乎是一场永无尽头的噩梦。我需要眯缝着双眼,警惕地注视着可能突然出现的列车员、列车长或者列车乘警。如果他(她)们要查票,我必须立刻不动声色地向相反方向时而缓慢、时而急速地移动,装作打水、如厕或者找人的样子。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列车上的旅客不多,因此可供我利用的转移时间与机会总是显得不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被当场捉住,我成功地挨到了目的地。

翌日凌晨三点多钟,我背着包裹与母亲一起走下列车,刚刚长吁一口气,我们的心立刻又揪紧了。下车的旅客很少,小小的站台上只有出站口处亮着一盏灯,灯光下验票员穿着的那一身铁路制服让人看着眼晕。我向站台两侧望去,只见一片无边的黑暗。我不知道从哪一侧可以走出去,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暗中把守。其实容我思考的时间很短,我们很开就走到了出站口,已经无所遁形了。验票员对母亲那张过站的车票扫了一眼就放行了,可能是昏暗的灯光帮了大忙。我则急中生智,磕磕巴巴地对验票员说,自己是来接母亲的,一大早没有买站台票就进了站台……。验票员低下头注视着我,一句话也不讲,面部表情讳莫如深。经过漫长、痛苦的等待,验票员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于是,我也快步走出了出站口。

直到踏进自己的家门,我与母亲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后怕,使我们长时间相对无语,继而母亲失声痛哭起来。等到我长大成人以后,我才能够充分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她为一整夜不得不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子置于无助、凶险的境地,而深深地感到绝望与愧疚。在任何情况下,母亲的痛苦与儿子的痛苦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两件“小事”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人生中有很多凶险是无法预料的,也有很多绝境是必须面对的。能够安然渡过这些凶险与绝境,就是享有了人生的第一大福祉。五十多岁后,我在美国洛杉矶拉古那海滩的另一段经历,使我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

那一年夏天,参加在美国盐湖城召开的学术会议之后,我再次转道去看望侨居洛杉矶的二姑和老同学卓玉。午后,卓玉陪我去洛杉矶拉古那海滩游泳。但见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洁白的沙滩上人头攒动,湛蓝的海水令人心醉神迷。我迫不及待地纵身跳进水里,被汹涌、温暖的海浪簇拥着,独自欢快地向大海深处游去。我自恃身体康健、水性不错,所以根据多次参加大海里三千米游泳比赛的经验,直到游出去一千多米后,才转身准备往回游。就在这时,一个大浪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让我实实在在地喝了两大口苦涩的海水。我惊恐地发现,拉古那海滩太平洋的波浪与我的故乡渤海湾的波浪有些两样:它每次将我向海边送出一米后,又会随之将我卷回深处两米。因此虽然我在不停地奋力划水,但是似乎仍然在原处打转,甚至后退。几个回合下来,我立刻精疲力竭。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在我的前后左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突然有一股寒冷的暗流袭来,我禁不住开始浑身战抖,并且绝望地意识到,我可能游不回去了。于是,我在水中尽可能地直起身来,不断向海边挥手,并且高喊救命。可是,波涛的喧闹吞没了我苍白的呼叫,海滩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高高的瞭望台的躺椅上,仰卧在太阳伞下的救生员似乎已经昏昏睡去。为了保存体力,我不得不放弃求救的举动,翻过身来平躺在海面上。我一面下意识地向岸边划水,一面任由海浪的揉搓和推搡。我仰望白云、蓝天,那里已经幻化成横梗在我上方的另一片海洋。我心灰意冷,我随波逐流,我的精神与肉体渐渐麻木,同时又有一种哀怨之情在心头岑岑升起。我不无伤感地向苍天发问,难道我的一生,真的就要在异域他乡这片无情的海域中戛然而止吗……?!

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长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抵达了浅水区,不过偏离下水地点足有2000多米远。我趴在沙滩上喘息良久,才一步三晃地回到卓玉身边。她睡眼惺松地对我说:海里的浪很大,很少有人下水远游。你却在水中玩了近一个小时,到底是在海边长大的,体力真好。我有气无力地对她苦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心中暗想,你哪里知道,我这一次差一点就玩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了。

第二年盛夏,我们大学校园里突然贴出一份讣告。一位年龄与我相同的力学系教授,在巴西开会期间下海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人们对他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也对他的死因议论纷纷。我却自始至终保持缄默,因为我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2010年3月19日初稿
波兰华沙
2013年5月3日修改
波兰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