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香港的气候格外炎热，即使在冬天，温度也依然在15摄氏度以上，政府便将大学的寒假缩减为两个星期。因此像我这样在香港就读的大学生获得了长达三个月的寒假。于是在大学下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做好了6月1日离开香港，回到家里的打算。
而在当今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时代，回家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也许是经济效益不好，大连机场取消了往返香港的航班。在众多城市中，我选择了北京作为我的中转地。
了解了国家政策，我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结果，以及机场核酸的阴性报告，柜台的工作人员才会给我打印登机牌。于是在出发的两天前，我去土瓜湾体育场进行核酸检测。不同于内地，香港的核酸并非十分便宜，社区检测需要花费240港币，如果选择在私人诊所进行核酸则需要花费2000港币以上。作为参考，目前我在大连做一次核酸只需要16人民币。
时间飞快的来到了6月1日，前一天晚上激动地没有睡着，下午两点的飞机我却需要一早上就过去进行机场核酸。早晨五点半出门，六点就到达了香港国际机场。与想象中的不同，进到机场里并没有所谓的工作人员引领我们前往机场核酸的地点。机场中的景象也十分平和，好似没有疫情一样。经过长达20分钟的寻觅，我们总算来到了核酸检测点。
排了一会队，就轮到我们做核酸了，不同于社区核酸的轻轻一刮，机场核酸的态度明显更加认真一些，他们手中的棉签直接从我的鼻子捅到了我的喉咙。我们走出检测站，在机场大厅寻了个座位。这时，身边的一位女生叫住了我，让我帮她保管一下行李，她的社区核酸检测结果出了问题，现在需要她再去社区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经过漫长的等待，时间来到了八点半，女生匆匆忙忙地回来了，还十分友好的送了我一杯麦当劳的咖啡（虽然我没喝就是了）。没等多长时间，机场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发送到了我的手机上。本以为可以顺利的拿到登机牌了，却没曾想到中国航空的柜台还没有开放。我们只好继续耐下心来，等待柜台人员的到来。
上午十点半，国航的柜台终于开始办公了。在拿登机牌之前，柜台人员测了我的体温，给了我两个二维码进行申报，一个是中国海关的，另一个是国航的。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是把行李托运完毕，拿到了登机牌。
通过安检后，我打算在候机楼里转一转，买点纪念品带回家。没想到90%以上的商店与餐厅都处于歇业的状态，就连出了名有钱的迪士尼专卖店也关了门。我只好放弃了买东西的打算，找到一家尚且开业的餐馆，吃了顿十分不值的黄花鱼拌饭，就到登机口附近的座位上休息了。
历经四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们来到了北京大兴机场。飞机降落时是晚上七点，北京已经被笼罩在黑夜中。等我们的身份登记完毕，并且医务人员将我们的行李进行消毒后，我们坐上了前往隔离酒店的大巴车。
14天的隔离时光对我来说并不无聊，毕竟作为一个资深宅男，这样自由的时间正是我所需要的，更重要的，酒店的网速很快。每天三顿饭都非常营养健康，24小时的热水已经成为酒店的标配。我的运气偶尔不错，起码没有被随机分配到医院进行隔离。不过在隔离期间的核酸检测真是要命，比香港的机场核酸更加认真，感觉棉签都从我的鼻子捅到了我的胃。
在出隔离的前一天，我买了北京到大连的机票。国航，首都机场，700元，南航，大兴机场，400元。看到这差价，我想都没想就选择了南航。我本以为酒店会派车送我们到机场，可是谁知，竟然需要我们自己打车。从酒店到大兴机场，花了我290元，机票省下的钱全以打车钱的形式花出去了。
大兴机场的人很少，但是装饰很大气，大厅中央还有一架钢琴。我走到一家酸菜鱼店，点了两碗米饭和一盆酸菜鱼，真是太实惠了，不过餐厅中一个男的正对着他面前的女生发表着他对中国政策的高谈阔论，以及各种不满，丝毫没有看到女生那为难的表情，这让我想起了高中时候的某些人。唉，真是坏了一天的好心情。
经过了50分钟的飞行，我总算到达了大连。由于我从境外返回内地的时间还没有到达28天，因此我仍需要在大连进行集中隔离。我的名字出现在飞机的广播中，并且让我优先下飞机。飞机舱门旁有个老大哥以惊恐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是密接？？？”。我没有回答他就下了飞机。
坐上送往隔离酒店的车，熟悉的感觉回来了，不同于北京，我知道我正处于什么位置，并且正在去往什么地方。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需要集中隔离。来到酒店后已经是晚上七点，酒店已不提供晚餐。于是在饥饿中，我开始了第二段隔离生活。
在隔离第七天的时候，大连市政府对于防疫管控的政策突然放宽，我可以提前离开酒店回到家里了，不过仍然需要在家里再进行7天的健康监测。
回到家中本以为会有什么改变，网依旧是以前那样烂，甚至更慢了，而父母也依旧那样。一切都是最初的样子，未曾改变。